试论章太炎的历史目的不雅念
——以其“六经皆史”论与孔子不雅为视角
文丨姚彬彬
选录：章太炎承袭了清代汉学中所繁衍出的原土的历史目的门径不雅念，他在早年因对抗康有为等所倡导的各样今文经学教义，从容变成其“六经皆史”论与以孔子为“良史”的不雅点，尤其明确地发扬了历史目的的想想态度。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之立意与晚清今文经说唇枪舌将，认定“经”的变成，是对上古神话传奇的经典化记录，故又建议“古史皆经”的说法，旨在以历史情愫维系中汉文化之根脉，从而建构出以历史目的为本位的“新经学”。同期，章太炎明确反对晚清今文经学对孔子的“宗指示”建构，认定孔子为传承文化的“良史”。历史目的的感性不雅念组成纠合章太炎平生学术的基本底蕴。
枢纽词：章太炎；六经皆史；孔子不雅；历史目的
清代学术以乾嘉汉学为主流端倪，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乾嘉时刻汉学以惠栋开启的“吴派”学术群与戴震开启的“皖派”学术群为主，以为他们治学的“根底门径，在‘鲁人持竿’、‘无征不信’。其筹商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轨制、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1]。乾嘉汉学治经史强调文件实证，发展出一套特别严实的考据学门径，章太炎总结他们的治学轨范六点：“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把柄，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愫，五也；汰华辞，六也。”[2]有学者认为，乾嘉经史考据之学追求“客不雅标准”，因此“它与西方19世纪兰克以来的‘历史目的’在精神上确有其契合之处。清东说念主之检阅个别事实与辨认材料真伪，与西方的‘历史目的’取径尤为近似”[3]。所谓“历史目的”，其认识界定问题特别复杂，论者认定：“西方的考据学传统，加上近代的科学想想，变成了 Ranke的家数。这个家数，在西方有一个称号，叫它‘历史目的’（Historicism）。‘Historicism’有许多讲法，今天有许多历史目的的不同的界说，不过最原始的是讲Ranke这一片的想想的，指科学的史家的想想的。”[4]晚近中外学林虽于“历史目的”的界说多有不合，但大多皆将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视为这一想潮的中枢东说念主物之一。弗雷德里克·拜塞尔（Frederick C. Beiser）于所撰《德国历史目的传统》中建议了一种中立性的认识表述，即：“历史目的意味着对东说念主类相互间的文化和价值的一切想想规复为历史化。”而所谓“历史化”，即：“意味着默契到东说念主类世界的一切事物：文化、价值、轨制、常规、感性等，都是历史塑造的，是以万事莫得不朽的表情、永久的骨子或高出历史变革不变的特色。任何事物的实质都是历史所为，全然口角凡历史进度的居品。”[5]盖筹商任何一历史东说念主物或悦目，均需期骗文件考据之律例复其历史语境，基于历史布景对关联问题进行叙述和判断，此亦乾嘉汉学的潜在默契，如段玉裁对戴震治学原则的总结：“以六经孔孟之恉，还之六经孔孟；以程朱之恉，还之程朱；以陆王佛氏之恉，还之陆王佛氏；俾陆王不得冒程朱，释氏不得冒孔孟。” [6]这剖释恰是历史目的的“语境规复”不雅念的身材力行。降至晚清，斯学渐衰，然“有一东说念主焉，能为正宗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梁启超认为章太炎“应用正宗派之筹商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捷利也”，故誉之为“清学正宗派的殿军”[7]。章太炎平生学术以“以历史为宗”，非论其研治经史还是论东说念主论政，大抵以历史感性为潜在默契，清代学术传统中当然繁衍出原土的历史目的门径不雅念，实为纠合章氏平生学术想想的基本底蕴。章太炎早年因对抗康有为等所倡导的各样今文经学教义，从容变成其“六经皆史”论与以孔子为“良史”的不雅点，尤其明确地发扬了历史目的的想想态度。
伸开剩余92%章太炎
一
基于驳议晚清今文经说的“六经皆史”说之解释
据章太炎《自定年谱》述，其于18岁时“初读唐东说念主九经义疏……乃求顾氏《音学五书》、王氏《经义述闻》、郝氏《尔雅义疏》读之，即有悟。自是壹意治经，文必法古”，率先并未变娶妻数默契，“独求通训诂知仪式费力”，至23岁师从俞樾，“转益精审，然终未窥大体。二十四岁，始分辨古今文师说”。章氏治经宗刘歆，于彼时盛行的今体裁派的“《公羊》《王人诗》之说，余以为诡诞。专慕刘子骏，刻印自言私淑”，专攻《左传》，“遍寻荀卿、贾生、太史公、张子高、刘子政诸家左氏古义”[8]著《春秋左传读》等。并言赶早年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印象：
初，南海康祖诒长素著《新学伪经考》，言今世所谓汉学，皆一火新王莽之遗；古文经传，悉是伪造。其说本刘逢禄、宋翔凤诸家，然尤恣肆。又以太史多据古文，亦谓刘歆之所羼入。时东说念主以其言奇谲，多称说念之。祖诒尝过杭州，以书示俞先生。先生笑谓余曰：“尔自言私淑刘子骏。是子专与刘氏为敌，正如冰炭矣。”祖诒后改名有为，以公车上书得名。[9]
此技能太炎尚欲撰“驳《伪经考》数十事”之文，曾向孙诒让求教，然终“未就”[10]。由此已可见，自青年期间，章太炎已奠定了倾向于古文经说的学术默契，与康有为之说有冰炭之别。然亦有学者指出，章太炎在1893年前完成的，收录在《诂经精舍课艺》的翰墨中，其至今文经说尚偶有援用，致使认为“《左氏》可通于《公羊》”[11]，戊戌前后章氏《论学会有利于黄东说念主亟宜保护》之文也言及“大一统”、“通三统”，并就《王人诗》以言“立异”“革政”之说。[12]还有学者指出章太炎早年在《膏兰室条记•孝经本夏法说》及《春秋左传读》中多处，致使推奖“孔子改制”之说，这些都是今文经说的紧迫不雅念。[13]有些学者据此料定太炎早年也曾一度接管过今文经学，实为污蔑，这些情况其实不足为奇，如刘巍所说：“深感变革之急迫而倾心至今文家言，乃晚清之期间想潮。……即使不齿于‘新学伪经’说者，对康有为以今文经学论政亦多有蔼然。如孙诒让、宋恕、孙宝瑄等，多量如斯。”[14]并且，彼时章太炎尚未变成我方的熟练想想体系，所宗者为东汉古文经学，“东汉时古文经师之释经，防备字指及声类训诂，其立说贵于经文信而有征，其立说不拘一家，而唯求其至当”[15]，汉代古文经学蓝本就未全然摈斥今文经说，包括“素王”之说、“谶纬”之学，皆有采鉴。[16]对于章氏早年作品杂有今文经说的情况，只可说彼时其学术想想尚未醇熟，或有时可能仅仅出于行文修辞之需要，不行就此便料定其受到了康有为经学学说何等大的影响。戊戌以后章太炎避居台湾，因其一度颇认同“维新变法”，与康有为时有通讯交游，濒临有东说念主质疑他“子与工部（康有为）学问涂径故有不同，往者平议经术，相通升、元[17]，今何相昵之深”时，章氏的解释是，他们之间正如南宋的朱熹和叶适的关联，“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余于工部，亦如若完毕”[18]。如汤志钧先生所说，此时章太炎的看法是：“我方和康、梁‘论学’之殊，‘所与论辨’的，在于《左氏》《公羊》门户效法之间，亦即主要是学术上古、今文的异同，效法渊源的殊别；至于‘黜周王鲁，改制立异’，亦即政治方面，却‘未始少异’。”[19]
尽管如斯，章太炎早已对康有为不加掩饰的教主贪念颇有微词，1897年，他在致谭献的信中称：“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东说念主，谓不足十年，当有符命，其东说念主眼神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20]《自定年谱》则记，1897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儒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为字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21]。至1900年，太炎激于时局之沉迷，“清自诛窜康、梁以后，与外东说念主尤相忌，刚毅用事，遂有义和团之变。其夏，宛平不守，清太后、清主西窜长安”[22]，细察清廷管辖者实已彻底朽坏不可救药，遂“断发以示决绝”，断然投身共和立异。同庚8月，章太炎将旧作《訄书》从头校订，在《客帝》篇上写了一条眉批：“辛丑后二百四十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东说念主相食。终寐而颎，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23]随后他又撰《客帝匡谬》，强调“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泰西之陪隶完毕”[24]。至1903年，太炎针对康有为发表的《答南北好意思洲诸华商论中国止可行立宪不可行立异书》中的反对立异、主张保皇立宪之说，撰写《驳康有为论立异书》力辩之，康氏以“中国当天之东说念主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立异以后，必将日寻战斗”，章太炎则基于社会进化之表面，强调“东说念主心之灵敏，自竞争此后发生，当天之民智，不消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立异以开之”，“关联词公理之未明，即以立异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立异去之。立异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25]并揭露和指斥康有为“敬称圣东说念主，自谓教主”[26]的浮松行为，明确与“保皇”的维新党东说念主全面割席间隔。
康有为
章太炎“六经皆史”说之立意与晚清今文经说唇枪舌将，其初度建议也恰是在标识与维新党东说念主在学术想想上亦彻底分说念扬镳的《訄书》的重订本（1904年）中，此本中新撰《清儒》之篇，文称：“六艺，史也。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27]并根据日本学者姉崎正治的《宗教学概论》补充说：
《宗教学概论》曰：“古者祭司皆僧侣。其祭祀率有定时，故因岁时之筹备，而兴天文之不雅测；至于法律组织，亦因测定岁时，以施命令。是在僧侣，则为历算之根底教权；因掌历数，于是掌编年、历史记录之属。如犹太《列王纪略》《民数纪略》比肩入圣书中。日本忌部氏亦掌古记录。印度之《富兰那》，即编年书也。且僧侣兼司培植，故学术多出其口，或称神造，则以筹商自然为自然科学所自始；或因神以立列传，或说宇宙恒久以定教旨。斯其流浸繁矣。”案：此则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东说念主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28]
章太炎不仅对于古来“六经皆史”的说法浮现肯认，还鉴戒西方的东说念主类学、神话学学问，认定所谓“经”的变成，无非是对上古神话传奇的经典化记录，故又建议“古史皆经”的说法。就“六经”而论，太炎认为《周易》是期骗数字陈设组合的门径解释万物的体系，类似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家数，是先民简单的当然形而上学；《诗》类似于古印度的《薄伽梵歌》史诗；《书》类似于记录古印度神话传奇的《往世书》；失传的《乐经》应该类似可以吟唱的《吠陀经》。至于“《礼》《春秋》者，其言雅驯近东说念主世”[29]，神话元素少许，因此当为后世所成而“偕列于经”。如王汎森所言：“章氏苦心将六经加以历史文件化，故用等闲、素朴的社会情面为基础去解经，故一方面由六经中保存的史料，抉露了不少上古实况，连带地对六经之性质的解释亦为之一变。”[30]
《訄书》重订本中的《订孔》篇则开宗明义，抵赖了廖平、康有为等晚清今文派学者“六经皆孔子所作”的不雅念：
六艺者，说念、墨所周闻。故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太史中文牍。女商事魏君也，衡说之以《诗》《书》《礼》《乐》，纵说之以《金版》《六弢》。（《金版》《六弢》，说念家太公书也，故知女商为说念家。）异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复出，则关轴自执于孔氏，诸子欲（却）走，职矣。[31]
墨子书中多引《诗》《书》《春秋》，“女商事魏君”事见《庄子·徐无鬼》。盖考诸先秦典籍，可见六经本非儒家专属，诸子中若墨、说念诸家，亦多对之颇有引述，孔子之功，实为“删定六艺”而成为后世之定本费力。具体情况，如《清儒》篇称：“古《诗》积三千余篇，其他益繁，
触无协，仲尼剟其什九，而弗能贯之以纑间。故曰：达于九流，非儒家擅之也。” [32]以“六经”本为百家九流所分享之三代遗献，这剖释是不点名地指摘了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所言之“六经皆孔子所作也，汉以前之说莫否则也。学者知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范围万世而独称尊者，乃可明也”[33]这些“相配异义可怪之论”。
《学变》篇中，太炎对今文经说的计帐，指向了西汉的奠基者董仲舒，其谓： “董仲舒以阴阳定执法，垂则博士，神东说念主教皇也。使学者东说念主东说念主碎义避祸，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34]儒门学风之庸俗功利化的粉碎始于董氏，而在约于1914年定稿的《检论》中的此篇，又易“教皇”为“大巫”[35]二字，可见章氏至今体裁各样灾异和谶纬之类迷信反智之说更加厌恶。章氏在1913年所撰《驳建立儒教议》文中对此问题则说得更为直截和透澈：
谶纬蜂起，怪说布彰，曾不片霎，而巫蛊之祸作，则仲舒为之前导也。自尔或以天变灾异，宰相赐死，亲藩废黜，巫说念乱法，鬼事干政，尽汉一代，其政治皆兼循神说念。夫仲舒之托于孔子，犹宫崇、张说念陵之托于老聃，今之倡儒教者，又规摹仲舒而为之矣。[36]
以康有为等建立儒教育之筹商，不过是承继董仲舒“巫说念乱法，鬼事干政”之想想糟粕费力。在章太炎看来，今体裁派的这些想想，归根结底无非旨在为试验政权就业，招架了历史目的原则，最典型的是其“三统迭起”之说。章氏在其名文《征信论》从门径论的角度辨明今文经师们那些社会预言的浮滑和坚决：
三统迭起，不行如轮回；三世渐进，不行如推毂。心颂变异，诚有成型无有哉？众东说念主欲以成型定之，此则古今之事得以布算而知，虽燔炊史志犹可。且夫因果者，两耑之论耳。无缘则因不行独生。因虽一，其缘广宽，故有同因而异果者，有异因而同果者。愚者执其两耑，忘其旁起，以断成事，因以起其类例。成事或与类例异，则倒置而绽裂之，是乃殆以毕生，嫳之至也。凡物不欲絓，丝絓于金柅则不明，马絓于受荆则不驰。夫言则亦有絓，絓于成型，以物曲视东说念主事，其去经世之风亦远矣。[37]
这段话的粗豪是，社会变迁之机制虽亦有其划定，但绝非如器物的变化一样附属于单线的因果关联，并不行简短推算而知，而是要受到多类似杂因果和“缘”（要求）的各样制约，而今文经学的三世进化论却莫得防备到社会变迁的这些复杂性，着实是把复杂的社会系统行为念了简短的器物去看待。换言之，如果所谓“三统”之说竖立，江湖方士们便可以测算往常畴昔之事，岂不是各样史册均可付之一炬了？
《国故论衡》书影
章太炎于1910年出书的《国故论衡·原经》篇更系统地证据“六经皆史”之义，以为此非特不为对“经”的矮化，恰巧呈现出“经”之可贵价值，其以《春秋》最为典型：“国之有史久远，则一火灭之难。自秦氏以讫今兹，四夷交侵，王说念中绝者数矣。然搰者不敢毁弃旧章，归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常常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维纲是？”[38]历史不雅念之传承，方能维系中原国族默契之不坠：“故《春秋》者，可以封岱宗、配恍惚。今异《春秋》于史，是犹异苍颉于史籀、李斯，只见惑也。”[39]而滋扰《春秋》本义者亦董仲舒为始作俑者：“夫《春秋》之为志也，董仲舒说之，以为上明三王之说念，下辩东说念主事之纪，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40]将《春秋》行为念一种就业于试验政治的解释器具，而被后世宗尚今体裁的“俗儒”复旧，“今以《春秋》经不为史，自俗儒言之即可”，如“刘逢禄、王闿运、皮锡瑞之徒”[41]。实则董仲舒以降之西汉今文经师，取法《公羊》《谷梁》等说以解《春秋》，自封“为汉制法”，实则“为汉制惑，非制法也。言《春秋》者，载其行事，宪章文武，下遵时王，惩恶而劝善，有之矣，制法何与焉？”[42]他们无非是“欲以经术干禄，故言为汉制法”[43]，以经术为升官发家的垫脚石费力。
二
从“六经皆史”到“经者古史，史即新经”的经学不雅念
章太炎平生多次言及章学诚对“六经皆史”这一认识的施展，他亦曾于《经的粗豪》演讲稿中说：“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的拨潸潸见苍天。”[44]在无锡国专的演讲《历史之紧迫》中亦曾说说念：“经与史关联至深，章实斋云‘六经皆史’，此言是也。”[45]其《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一文则谈到早年已受章学诚此说的影响：“余幼专治《左氏春秋》，谓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语为有见。”[46]《国故论衡》中则亦言：“学诚以为‘六经皆史’，史者固不可私作。”[47]不过，太炎之所取者，实为“六经皆史”之字面含义，但对于章学诚隐含于其中的“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以吏为师”的倾向，则明确浮现抵赖，如张欢腾所总结：“《原经》篇近万言，包蕴颇富，其中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指摘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旨意是将中国粹术置于官学的樊笼之下，是要抵赖史学发展的自主性。其次是根据六经是史书的见地，叙述《春秋》一书并非划定时政、瞻望畴昔的圣经，其特有的价值在于保存史实，标识着中国史学的最先。”[48]章太炎认为，章学诚想想的根底问题是：“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东说念主。正今之世，封建已绝矣，周秦之法已朽蠹矣，犹欲拘牵格令，以吏为师，以宦于医师为学。”[49]王官之学，东周以降久废，而散入百家九流之私学，而学诚以复“王官”之古为标榜，骨子上的动机，其实还是欲勾通于清廷以求官禄费力，而学诚之平生学术，“为《校雠通义》，又与四库官书鉏铻；既薄宋儒，又言诵六艺为遵王制”[50]，言行水火不容而“作法自毙”处多矣。
章学诚
章太炎我方对“六经皆史”这一传统命题的阐释，实则在其1907年所撰《答铁铮》文中，已有明晰的讲解：
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春秋而下，则有《史记》《汉书》，以至历代书志纪传，亦孔氏历史之学也。[51]
盖以经学即史学，由此亦可运动其“经者古史，史即新经”[52]之深意。他在《与简竹居书》中申发此说：“《尚书》《春秋》，傍边史所记录，学者治之，宜与《史记》《汉书》等视，稽其仪式，明其行事，今青年得以讨类知原，无忘国故，斯其要也！”[53]章太炎所解释的“六经皆史”之新说，实具双重意旨：一方面是以历史的眼力从头注释六经，将其置于历史的端倪之中；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将《史记》《汉书》及后世史册进步至“经”的地位，悄然重构了“经”的畛域。 在“历史”这一新的模范下，不仅六经被规复为历史文章，《史记》《汉书》乃至历代纪传体史书，亦因其承载治说念与鉴戒之功用，而赢得了“新经”的实质料位。这背后暗含一种经世取向：旷古之事随机尽合至今世，期间愈近的历史训导，往往更加切实可用。这正呼应了荀子所主张的“法后王”之理路——在尊经的框架内，赋予后世史册以经典的巨擘与遵循。以历史情愫维系国脉国故，以明吾汉文化之根脉泉源，此可谓是纯以历史目的为本位的“新经学”。
章太炎在其晚年所撰《论经史儒之分合》（1935年）之文中，仍在强调“六经皆史”这一基本不雅念：
古无史之特称。《尚书》、《春秋》皆史也，《周礼》言官制，《仪礼》记仪注，皆史之旁支。礼、乐并举，乐亦可入史类。《诗》之歌唱，何一非那时史料。大小雅是史诗，后东说念主称杜工部为诗史者，亦以其善陈时势耳。《诗》之为史，当不烦言。《易》之所包者广，对于形而上学者有之，对于社会学者有之，对于出处行藏者亦有之。其对于社会进化之迹，亦可列入史类。故阳明有六经皆史之说，语虽太过，而史与儒家，皆经之流裔，所谓六艺附属，蔚为大国，盖无可疑。[54]
其“历史本位”的气魄与其早年并无剖释互异，惟将“六经皆史”之出处记忆至更早的王阳明[55]，而不肯意再提章学诚之名，此可与《国故论衡》中对章学诚的批判气魄相互印证。
由此，章太炎将“六经皆史”之义赋予了他平生所安身的古文经学传统之上，周予同于1925年完成的《经今古体裁》文中判分今古文经学的诸多不雅念分野，其谓今文经学“以六经为孔子作”，而古文经学“以六经为古代史料”[56]，此说影响深化。但克实而论，东汉以降的古文经师们本无“以六经为古代史料”的明确默契，毋宁说，周予同所归纳的，实为章太炎赋予古文经学的一种“传统发明”。艾尔曼指出，清代的“学问阶级对帝国正宗学术的批判早在18世纪已达到昂然。传统儒学经典一度领有的遮拦置疑的巨擘性，在那时即受到学问阶级日趋嚚猾的挑战。这种挑战剖释反应于他们的谈话、数学、天文、地舆、金石实证性筹商之中。……儒家经典受到全面的怀疑，并过程史学化，变成了寻常的史学筹商对象和材料。这是学问阶级想想变化最显耀的标识”[57]。故章太炎“六经皆史”与“经者古史，史即新经”之说，也应可视为清代以来经学筹商“史学化”进度的达成和尽头。
三
规复“素王”为“良史”的孔子不雅
1922年6月，章太炎在致柳诒征的信中言及平生对孔子评价看法的前后变化：
鄙东说念主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说念背驰，其后深恶长素儒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深信照旧，至诋孔则绝口不谈，亦由平情斠论，深知孔子之说念，非长素辈所能附会也。[58]
此言可谓自说念心曲。章太炎孔子不雅的建立，或者始于1904年版《訄书》重订本之《订孔》篇。此前他关联孔子的各样叙述，其大多“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非学术之使然。如1897年9月7日在《实学报》上发表《后圣》，称孔子为‘水精’、有‘制作’，是为了奖赏荀子为继孔子之‘后圣’。1899年5月20日发表的《客帝论》，称‘《春秋》以元统天，而以春王为文王。文王孰谓？则王愆期以为仲尼是已’，是以《公羊》传《春秋》，孔子为素王，而其方针则在于论证那时可以孔子后代为帝”[59]。这些看法，剖释受到康有为所执今文经学不雅点的一定干豫，而在《订孔》文中，则明确建议了他对康氏以孔子为教主不雅念唇枪舌将的看法：
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富饶以伉者，汉之刘歆。[60]
但又对孔子之学评价不高，而颇推重有传经之功的荀子：“荀卿以积伪俟化治身，以隆礼合群治宇宙。不过三代，以绝殊瑰；不贰后王，以綦文理。百物以礼穿榖：故科条皆务高出而无自戾。”[61]其隆礼重法，以古为新，传承三代讲究统系。故太炎认为荀子的形而上学孝顺，不下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大德间”，乃至以“荀卿学过孔子”[62]。《订孔》开篇征引日本学者远藤隆吉之言：“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63]章氏虽未对此说加以明确表态，但印证于其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中对孔子的看法，应该是相比招供的气魄。
明代《孔子燕居像》
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将孔子态状为一个“以富贵利禄为心”的权谋家，其谓：“盖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险峻，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公羊家及左氏家张敞皆有其说），其教弟子也，惟欲确立吏材，可使从政。而世卿既难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权，便其行事。是故毕生志望，不敢妄希君王，惟以王佐自拟。”[64]以孔学实为旨在“学而优则仕”的“念书仕进论”。章氏致使认为，老子西出函谷，亦因孔子败坏所致：
老子以其权谋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谋，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开云体育官方网站以儒说念之表情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见《庄子·天运篇》。意谓己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先成，子名将夺，独力难支也。）老子心虚，不得不曲从其请。……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脑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说念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未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见《论衡·讲瑞篇》），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凌驾其上者乎！呜呼！不雅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斯，则其心术可知，其瑕玷之中东说念主，亦可知已。[65]
克实而论，此说颇有些狡计论滋味，且并无充分证据。但于后世学东说念主倒是颇有影响，其弟子鲁迅便将此纳入历史演义《出关》中，并曾有讲解：“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表面听来的，自后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66]至于将孔子诛少正卯之史事运动为政治斗争，20世纪后半叶的一些学者基于某些非凡的历史语境，亦颇曾对之大加施展过。这些不雅点，剖释即章氏自后自我反想的因“深恶长素儒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的居品。
尽管章太炎曾对孔子颇有非讥，但他毕竟一直承认孔子作为“良史”的孝顺，《诸子学略说》中亦称：“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上下，其书即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不雅之学。”[67]几年后所撰之《驳建立儒教议》中更系统证据此义：
盖孔子是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史籍、振学术、平阶级费力……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世无孔子，宪章不传，学术悔恨，则国沦戎狄而不复，民居卑贱而不升，欲以名号加于宇内知道之国，难矣。今之不坏，系先圣是赖！是乃其是以高于尧、舜、文、武而无算者也！[68]
其孝顺尤在《春秋》之创制：“自孔子作《春秋》，然后编年有次，事尽首尾，丘明衍传，迁、固承流，史书始粲然大备，矩则相承，仍世似续，令近世得以识古，后东说念主因以知前。故虽戎羯荐臻，国步倾覆，其东说念主民知怀旧常，得以幡然归正。此其有造于中原者，功为第一。”[69]此义诚如有学者所总结：“章氏认为孔子作史，绝非简短的记录那时的政治演变的一般情况，反之而是出于保执中原正宗之考量。”[70]1914年，章太炎对《订孔》一文加以订补，收入《检论》，其中更谓：“继志述事，缵老之绩，而布彰六籍，令东说念主东说念主知前世废兴，中夏是以创业垂统者，孔氏也。……自老聃写书征臧，以诒孔氏，然后竹素下庶东说念主。六籍既定，诸书复稍出石室金匮间。民以昭苏，不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堕。朝命不擅威于肉食，国史不聚歼于故府。……不曰‘贤于尧舜’，岂可得哉！”[71]已确“至诋孔则绝口不谈”，以孔子之传史而“创业垂统”，厥功甚伟。
汉代今文经师以孔子为“有德无位”之素王，古文家亦多复旧其说，章太炎虽早年亦采此名，后则于《国故论衡·原经》中进行了反省，并辨析云：“盖素王者，其名见于《庄子》（《宇宙篇》），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庄子说念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为《素王眇论》，多说念货殖，其《货殖列传》已著素封，无其位，有其结实高尚，小者比封君，大者拟皇帝。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称素王者，自青年号之。”“素王”为后东说念主视孔子为教主而所定之名号，正如“王充以桓谭为素丞相，非谭生时以此题署”[72]。如姜义华所说，章太炎这些叙述，无非意在“讲解了孔子同样仅仅一个凡东说念主，而不是什么白玉无瑕的‘天主’与圣东说念主”，同期又“对孔子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整理六经、保存古代史事的事迹给以高度的评价”[73]。基于历史目的态度，对历代王朝附加于孔子身上的“神格”进行祛魅，尽量使之规复为历史上之蓝本神态，是章太炎孔子不雅的根底轨范。
明代《圣迹图·删述六经》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东三省，世界军民同族无不愁肠扼腕，章太炎在今年12月7日《致马宗霍书》中谓：“当天之势，使我辈处之，惟有一战，明知必败，然败亦可以误东三省耳，铩羽而失之，与拱手而授之，有东说念主格与无东说念主格之异，则国度根底之兴废亦异也。”[74]他在晚年对国度和民族的出息和危险忧愤不已，驰驱敕令，希图以国粹之精神唤起大众，身膂力行以生死继绝，并建议“新四书”的说法，即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作为六经之总执、国粹之统宗，1933年3月他在无锡国专演讲指出：
今欲订正社会，不宜单和煦学，坐而言，要在起而能行。周、孔之说念，不过修己治东说念主，其要归于六经。六经荒疏，必以约执之说念，为之统宗。……今欲卓然自强，余以为非提倡儒行不可。《孝经》《大学》《儒行》以外，在当天未一火将一火，而吾辈亟须保存者，厥惟《仪礼》中之《丧服》。此事于情面厚薄，至关考虑。中华之异于他族，亦即在此。余以为当天而讲国粹，《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不但坐而言，要在起而行矣。[75]
此时太炎对于儒家的看法已更为改不雅，强调儒家的爱国节气，若《礼记》中之《儒行》篇：“社会古老，至今而极。救之之说念，首须珍视节气。……专讲节气之书，于《礼记》则有《儒行》。《儒行》所述十五儒，皆以节气为尚。”而濒临当下之危局，“今欲卓然自强，余以为非提倡《儒行》不可”[76]。更以《孝经》为“新四书”之首，以“《孝经》为经中之摘要”，“我国素以《孝经》为修身讲学之根底，培植根源亦依于此”[77]，盖《孝经》由爱家而知爱国，“爱国者，爱一国之东说念主民耳。爱国之念，由必爱父母昆季而起。父母昆季不行爱，何能爱一国之东说念主民哉……往常体魄发肤不敢损伤，至于战阵则不可无勇，临难则不可苟免”[78]。要之，“《孝经》以培养天性，《大学》以综括学术，《儒行》以饱读舞志行，《丧服》以辅成礼教”[79]，总括儒门精义。晚年的章太炎，从头默契到儒学“经国宁民”的紧迫价值，因此其于孔子的看法又有进一步的改不雅，以“孔子平居教东说念主，多修己治东说念主之言”[80]。他在1920年便曾自述说念：“我从前倾倒佛法，鄙夷孔子、老、庄，自后以为这个见地无理，佛、孔、老、庄所讲的，虽都是心，但是孔子、老、庄所讲的，究竟不如佛底不切东说念主事。孔子、老、庄我方相较，也有这么情形。老、庄虽富贵，究竟不如孔子底有轨范可寻，有一定底作念法。”[81]强调儒学经世力行的实用性，但他也补充说：“今天所讲，真的济急法，若在百年前五十年以前，却不应该这么讲，但是目下却不得不这么讲，因为依然很急了。”[82]此言断不可轻忽，实可见太炎尽管在当下之生死继绝的社会践诺层面细目孔学，但在究极的学理层面毕竟仍有所保留，这里太炎约莫是在暗意，他其实并未十足改换其早年的见地。
四
余论
章太炎平生学术宗旨，以“求是”为取向，而与所谓“致用”之说，严分疆界。他在1906年《与王鹤鸣书》中直言：“仆谓学者将以鲁人持竿，有效与否，固不暇计。”[83]数年后，又在致钟正楙信中强调：“学在求是，不以致用；用在亲民，不以干禄。”[84]并在《国故论衡·原儒》中认定“求是”为古文经学的优良传统，“古文家务求是”而与今文派的“五经家”的“务致用”分途。[85]早在其1901年所撰之《征信论》中，章氏已从门径论的角度上判明此两种旅途之分野：“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行至，以名理刻之。……今之散儒，曾不谕是也，故微言以致诬，玄议以成惑。”[86]亦即“求是”者讲务实证，解任逻辑之严谨性；而“致用”者流，无非是一套揣摩“微言大义”的形而上学，以主不雅的方针性来过度解释，乃至滋扰文本而“致诬成惑”。
太炎“鲁人持竿”之说念，当源出于历史默契，江湄指出：“在章太炎的想想世界中，存古而明变的史学，有着比兴起民族目的更紧迫的作用和位置。在《国故论衡·原说念上》篇中，他曾借老子之‘说念’证据他不问‘公理’唯问‘历史’的政治想想。他说，老子是一位洞察历史之变的‘征藏史’，老子所主张的处分之说念，等于撇开一切‘前识’‘私智’，‘不慕往古’‘不师外乡’，唯根据历史积攒传承而来的具体试验，‘清问下民以制其中’。而受业于老子的孔子当然承袭了老子的这一想想。” [87]因此，落实于对试验社会的知东说念主论世，章氏老是“强调要根据本国政法传统、民风民情，来创制中国现代的政治型态”，如1912年他为《大共和日报》所撰《发刊辞》中所云：
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是以圣东说念主辅万物之当然而不敢为，其要在去甚、去泰、去奢。若横取他国已行之法，强施此土，斯非大愚不灵者弗为。君主立宪，本起于英，其后他国效之，表情虽同，中坚自异；民主立宪，起于法，昌于好意思，中国当继起为第三种。宁能一意刻划，施不可行之术于域中耶？[88]
江湄认为，这剖释等于太炎“以‘历史目的’为理据的政治‘保守目的’”之想想的抒发。印证于兰克等的历史目的不雅念，确属若合符节。而治史之实证目的原则，更是章氏平生反复强调者，如《历史之紧迫》文中说：“古东说念主之治经史，于情理所必无者，辄不肯置信，如姜螈履大东说念主迹而生后稷，刘媪交龙于上而生高祖，此情理所必无者也。信之则乖于事实。又同为一事，史家记录有异，则辨正之，如《通鉴考异》之类，此史学者应有之精神也。”[89]《略论读史之法》文中更严厉批判两种招架历史目的原则之情况：“读史所最忌者，妄论古东说念主之短长是已。宋东说念主往往好以那时之短长掂量古东说念主，实则古东说念主之安慰蛮横，不应以后东说念主之眼神判断之。”“复次，借古事以论今事，所谓借题施展者，亦读史所忌”，盖治史与体裁创作不同：“夫作诗有请托，发感触，原无不可，然非所语于读史也。读史当论大体，以为判案，岂可逞臆而断也！”[90]此更与兰克所言史学筹商原则之“决心作念到把诗东说念主、爱国者、宗教的和政治的党派都压抑下去，决不隐藏任何一方，把我方从我方的书中罢了出去，决不写任何可以炫耀我方情愫或者宣示个东说念主信念的东西”[91]之说全然暗合。要之，章太炎平生学术承继清儒“鲁人持竿”的治学原则，并请托于其所建构的“孔子—刘歆”的“良史”传统，他安身经史而旁及中西百家，然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可称其毕生治学之根基者，仍以历史目的为一以贯之的潜在默契。
进取珍视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世纪集团出书社2005年版，第4页。
[2] 章太炎：《说林（下）》，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书社2019年版，第26页。
[3]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北京：生涯·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79页。
[4] 余英时：《历史与想想》，联经出书行状公司1976年版，第250页。
[5] Frederick C. Beiser， The German Historicist Tra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
[6]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书社2018年版，第480页。
[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世纪出书集团2005年版，第79-80页。
[8] 章太炎：《自定年谱》，见《章太炎自述》，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21年版，第38-39页。
[9] 章太炎：《自定年谱》，见《章太炎自述》，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21年版，第39页。
[10] 章太炎：《瑞安孙先生伤辞》，《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5年版，第224页。
[11]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页。
[12]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4页。
[13] 张勇：《戊戌时刻章太炎与康有为经学想想的歧异》，《历史筹商》1994年第3期。
[14] 刘巍：《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舍弃于《訄书》重订本）经学想想发展轨迹的探讨》，彭林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书社2005年版，第346页。
[15] 黄彰健：《经今古体裁问题新论》，台北：“中研院”历史谈话筹商所，1982年，第437-438页。
[16] 参见姚彬彬：《今古文经说同异问题争议的转头与辨正——兼论清代乾嘉家数历史目的向度的想想渊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形而上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17] 即范升与陈元，东汉初欲立《左传》博士，陈元力主之，与今文经师范升反复驳难。
[18] 章太炎：《〈康有为复章炳麟书〉识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19] 汤志钧：《经与史：康有为与章太炎》（上），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00页。
[20] 章太炎：《与谭献》，见《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03年版，第3页。
[21] 章太炎：《自定年谱》，见《章太炎自述》，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21年版，第39页。
[22] 章太炎：《自定年谱》，见《章太炎自述》，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21年版，第42页。
[23] 章太炎：《訄书前录》，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4年版，第120页。
[24] 章太炎：《客帝匡谬》，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4年版，第120页。
[25]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立异书》，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5年版，第180-181页。
[26]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立异书》，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5年版，第173页。
[27]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4年版，第154页。
[28]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4年版，第154页。
[29]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4年版，第155页。
[30] 王汎森：《章太炎的想想》，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2年版，第188页。
[31]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订孔第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4年版，第134页。
[32]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4年版，第154页。
[33]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国东说念主民大学出书社2010年版，第219页。
[34]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学变第八》，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4年版，第144页。
[35] 章太炎：《检论·学变》，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4年版，第444页。
[36] 章太炎：《驳建立儒教议》，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5年版，第196页。
[37] 章太炎：《征信论（下）》，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5年版，第59页。
[38]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7年版，第63页。
[39]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7年版，第62页。
[40]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7年版，第61页。
[41]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7年版，第61页。
[42]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7年版，第61页。
[43]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7年版，第62页。
[44]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6年版，第99页。
[45]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6年版，第490页。
[46] 章太炎：《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见《章太炎自述》，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21年版，第31页。
[47]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7年版，第55-56页。
[48] 张欢腾：《章太炎与章学诚》，《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49]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7年版，第59页。
[50]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7年版，第59页。
[51] 章太炎：《答铁铮》，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5年版，第371页。
[52] 章太炎：《论读史之利益》，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6年版，第601页。
[53] 章太炎：《与简竹居书》，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5年版，第166页。
[54] 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6年版，第591-592页。
[55] 《传习录》载，王阳明的门东说念主徐爱曾向他发问：“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纪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王阳明通告说：“（《春秋》等经）以事言谓之史，以说念言谓之经。事即说念，说念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说念同，安有所谓异？”
[56] 周予同：《经今古体裁》，见《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0年版，第6页。
{jz:field.toptypename/}[57] 艾尔曼: 《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想想与社会变化面面不雅》，江苏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95年版，第1页。
[58] 章太炎：《与刘翼谋》，见《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03年版，第741页。
[59] 陈壁生：《“孔子”形象的现代滚动——章太炎的孔子不雅》，《中国东说念主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60]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订孔第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4年版，第135页。
[61]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订孔第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4年版，第134-135页。
[62]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订孔第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4年版，第135页。
[63]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订孔第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4年版，第134页。
[64]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见《涤秽布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书社1996年版，第162页。
[65]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见《涤秽布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书社1996年版，第165页。
[66] 鲁迅：《〈出关〉的“关”》，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东说念主民体裁出书社1981年版，第520-521页。
[67]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见《涤秽布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书社1996年版，第160页。
[68] 章太炎：《驳建立儒教议》，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5年版，第196-197页。
[69] 章太炎：《驳建立儒教议》，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5年版，第196-197页。
[70] 朱浩：《论章太炎评孔子》，《现代儒学》第9辑，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2016版。
[71] 章太炎：《检论·订孔》，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4年版，第423-424页。
[72]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7年版，第62页。
[73] 姜义华，《章太炎想想筹商》，中国东说念主民大学出书社2009年版，319-320页。
[74]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527页。
[75] 章太炎：《国粹之统宗》，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6年版，第479-480页。
[76] 章太炎：《国粹之统宗》，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6年版，第480页。
[77] 章太炎：《讲学大旨与〈孝经〉要义》，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6年版，第516页。
[78] 章太炎：《国粹之统宗》，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6年版，第481页。
[79] 章太炎：《历史之紧迫》，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6年版，第488页。
[80] 章太炎：《诸子略说(上)》，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6年版，第980页。
[81] 章太炎：《筹商中国体裁的路子》，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6年版，第288页。
[82] 章太炎：《筹商中国体裁的路子》，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6年版，第289页。
[83] 章太炎：《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5年版，第151页。
[84] 章太炎：《与钟正楙》，见《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03年版，第250页。
[85]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7年版，第110页。
[86] 章太炎：《征信论下》，《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5年版，第56-57页。
[87] 江湄：《章太炎〈春秋〉学三变考论——兼论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本意》，《史学史筹商》2012年第1期。
[88] 章太炎：《〈大共和日报〉发刊辞》，见《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7年版，第396-397页。
[89]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6年版，第493页。
[90]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6年版，第614-615页。
[91] 易兰：《兰克史学筹商》，上海：复旦大学出书社，2006年，第125页。
文刊《江海学刊》2026年第1期，发表后有一定增删修改，此系原稿。若援用此文，请以认真发表稿为准。
作家简介
姚彬彬（1981—），山东龙口东说念主。现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席，博士生导师。围棋业余5段。已出书《现代文化想潮与中国梵学的转型》《〈周易〉解释与清代新义理学的想想泉源》等著6部，发表论文60余篇。主要筹商标的：中国想想文化史、释教形而上学。
极端鸣谢
敦和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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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翰墨筹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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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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